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准备推翻几十年前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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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在两起有关渔业法规的案件中听取了辩论，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法院似乎准备推翻另一个延续数十年的重要先例。

　　这两起案件——Relentless Inc.诉商务部和Loper Bright Enterprises诉Raimondo——挑战了国家海洋渔业局(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在2020年实施的规定，该规定要求渔船支付在船上的联邦检查员的工资。但挑战这些规定的家族渔业公司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论点:法院应该推翻自己在雪佛龙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一案中已有40年历史的先例，并规定任何联邦机构都不能在没有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发布任何规定。律师们认为，该案的先例已经过时，不再必要。

　　如果法院推翻其在雪佛龙案中的裁决，在国会通过的法律含糊其辞的情况下，政府机构将更不愿发布监管规定。它还将为针对现有法规的大量诉讼打开大门。由于国会缺乏机构能力和时间空间来通过立法，授权以模棱两可的立法语言编写的每项机构规则和条例，法院将成为每项监管决定的最终仲裁者。

　　近年来，保守派法官明确表示了他们对雪佛龙案判决的敌意。最高法院基本上已经不再在行政法案件中使用它，而是依靠较新的司法规范来推翻联邦法规，比如2022年西弗吉尼亚州诉环境保护局(West Virginia v.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一案中的“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该原则假定国会没有授权机构就重大问题做出决定。但这些案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Relentless和Loper Bright的律师在解释其论点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动机时是多么明确。

　　几十年来，雪佛龙案的裁决为法院应该如何遵从政府机构对法规的解释或制定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如果国会没有在法规中明确说明解释，那么联邦法院应该允许机构的决定成立，除非该法规代表了对基础法律的不合理解释。

　　雪佛龙的先例出现在1981年美国环保署署长安妮·戈萨奇(法官尼尔·戈萨奇的母亲)发布新规定后，该规定减少了《清洁空气法》对发电厂污染的监管。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对新规定提出质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在一份由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撰写的裁定书中推翻了这些规定。1984年，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0的投票结果推翻了金斯伯格的裁决，并建立了对联邦机构法规进行司法审查的框架。

　　

　　保守派法官往往不喜欢赋予联邦政府更多的监管权力，但雪佛龙案的核心规则实际上是放松监管。

　　罗纳德·里根总统刚刚在1980年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共和党人赢得了过去四次总统选举中的三次(并将赢得接下来的两次)。与此同时，司法部门，尤其是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仍然由自由派主导。保守派对雪佛龙案判决的支持是为了实现里根的放松管制议程，并打压自由派的华盛顿巡回法院。因此，已故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是该法案的坚定捍卫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时代变了。截至2024年，共和党在过去9次总统选举中输掉了8次普选，导致联邦机构主要由民主党任命的人领导。但在越来越多由共和党任命的法官执掌的法庭上，保守的法律解释模式——文本主义和原旨主义——已经占据了中心舞台。其结果可能是各机构解释自己的法定权力以制定法规的能力的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支持的进步政策。

　　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在询问洛珀·布赖特(Loper Bright)的律师、保守派法律名人保罗·克莱门特(Paul Clement)时，问他为什么认为雪佛龙“最初很受欢迎”。

　　“(法官们)当时错了吗?如果他们没有错，那么自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阿利托问道。

　　“我认为他们当时是部分正确的，”克莱门特回答说，并补充说，他认为，“雪佛龙是对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在70年代末以随心所欲的方式和利用立法历史的一些过度行为的回应。”

　　“我认为，我们现在都是文本主义者，”克莱门特补充说。

　　阿利托向Relentless的律师罗曼·马丁内斯(Roman Martinez)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你是否同意雪佛龙最初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担心法官有意无意地允许他们的政策观点影响他们对法规的解释?”阿利托问道。当马丁内斯回答说他同意时，阿利托问他为什么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马丁内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法官的政策观点影响其裁决的“恐惧”“已经减少”，因为联邦法官采用保守的法律解释模式的“方式取得了非常有益的发展”。

　　马丁内斯说，以前法院依赖于“立法历史”和“更自由的分析”，这“使政策考虑更容易影响司法决策过程”。

　　马丁内斯说:“但法院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应该以文本为重点。”

　　归根结底，这些争论是关于最高法院意识形态构成的变化，特别是自特朗普政府的任命以来，它的右倾。

　　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质疑，他认为联邦机构在每届新总统任期内的领导层更迭意味着这些机构太不稳定，无法制定规则。

　　

　　卡瓦诺说:“实际情况是，每隔4到8年，当新政府上台时，雪佛龙自己就会对这个体系造成冲击，无论是通信法、证券法、竞争法还是环境法。”

　　他补充说:“似乎你只要关注一下环保局、证交会、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新政府，你能想到的都是，这是巨大的变化。这与依赖是对立的。”

　　在讯问Relentless的律师时，这一推理遭到了自由派法官的猛烈抨击，尤其是Ketanji Brown Jackson法官。

　　杰克逊认为，卡瓦诺所说的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政策变化造成的“对制度的冲击”，实际上是“民主结构”的反映。

　　她说:“我们的新政府是由人民根据某些政策决定选出的。

　　“我想我担心的是司法决策非常稳定，但恰恰是因为我们不对人民负责，而且是终身任命，”杰克逊继续说道。“所以，如果我们在法规中有空白和含糊不清的地方，而司法部门正在填补它们，我想我们会有一些与司法政策制定有关的三权分立问题。”

　　根据杰克逊的说法，取消雪佛龙的先例可以使法官以法律的名义将他们的政策判断插入联邦官僚机构决策者的决定之上。如果法官被允许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们实际上可以否决或批准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到反垄断法等方方面面的政策。

　　“难道法院不应该不仅监督其他分支机构，还要监督它自己吗?”杰克逊说。

　　保守派似乎不愿接受任何有关司法越权的论点。戈萨奇、卡瓦诺和阿利托在询问渔业公司的律师时明确对雪佛龙持敌对态度，而其他三位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似乎并不倾向于站在自由派一边。

　　尽管这两起案件有相似之处，但法院听取了不同的论点，因为杰克逊回避了洛珀·布莱特案的论点。在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之前，她曾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巡回上诉小组任职，听取有关此案的辩论。

　　对这两起案件的裁决预计将在6月底之前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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