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

　　

　　

　　全世界对自由和以公民为基础的民主的渴望没有受到严厉的限制，正在增长，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受挫的大多数人目前的困境显然没有结束。

　　在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思想领域，最新的经济学文献聚焦于自由和民主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由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清楚地阐述过，尽管现在已经被遗忘了。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书《自由之路——经济与社会》中问道:“当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代价时，会发生什么?是一些人伤害他人的自由，还是另一些人不受伤害的自由?对一个挨饿的人来说，选举权有什么意义?那发挥个人潜力的自由呢?”

　　斯蒂格利茨回忆说，作为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顾问，他曾强烈反对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部分原因是他明白，“放开”金融业最终会让它变得更不自由。在他卸任后，美国国会没有理会他的建议。而且，他认为，放松管制和自由化为2008年的金融崩溃埋下了伏笔。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著作《自由主义及其不满》(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中写道:“如果不平等变得过于极端，总需求就会停滞，对体制的政治反弹就会加剧。”

　　巴基斯坦不能幸免于这些国际趋势，许多其他国家也不能幸免。但引用《黎明报》的社论《宪法限制》，“让人有希望的是，关于保护宪法秩序的对话正在进行，即使是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巴基斯坦的救国之道在于所有机构保持在其法律范围内，并让文职机构自由治理，但只有允许民主进程不受阻碍地继续下去，这个制度才能自我纠正。”

　　当然，正如这些分析人士所指出的，这个拼图中还有许多缺失的部分——透明的选举过程、政党之间的成熟和宽容，等等。

　　斯蒂格利茨表示:“如果民主要保持政治上的可持续性，就需要妥协。”政治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航行，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应该集体做什么，可能存在很大的固执己见的分歧。他警告说，“缺乏妥协将导致政治、政策和计划的不稳定，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认识到言论自由和宗教表达自由是不够的，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增加了更多。人们需要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将确保每个国家的居民过上健康和平的生活。免于恐惧的自由必须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彻底裁减军备来确保，以使任何国家都不能对另一个国家采取侵略行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一个面临匮乏和恐惧的人是不自由的。那些因为出身贫寒而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享受完整人生的人也不会受到阻碍。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自由。”

　　在“拥有丰富制度生态的分散经济”一章中，斯蒂格利茨说，美国的经济体系必须是分散的，有多种经济单位——许多企业和其他实体决定做什么和怎么做。世界太复杂了，无法像共产主义100多年前呼吁的那样进行中央计划。福山在权力下放问题上也持类似观点。

　　谈到丰富的机构生态的好处，斯蒂格利茨指出，拥有许多单位可以让人们对自己的能力、技术和他人的需求有更多的了解。每个单元进行实验，不同的单元对合适的目标和如何实现目标有不同的想法。

　　德国有句谚语:“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在小地方以小方式做小事情，却改变了世界。”回顾几十年前出现的情况，一位巴基斯坦社会科学家提出，公民和领导人都必须积极参与建设一个民主、平等和进步的社会。

　　巴基斯坦发展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和研究员Shahid Mahmood说:“我们的经济管理模式不需要聪明、勤奋、创新的人、变革的想法、创造力或竞争，也不存在奖励这些特征的激励结构——财政或社会的激励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巴基斯坦经济落后的原因。”

　　与其他地方一样，人们也可以看到对该国公共政策的一些反弹。用分析人士的话来说，“巴基斯坦的社会秩序正在遭受一些地震般的破坏。最近在俾路支省、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和伊斯兰堡的事态发展描绘了一个由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面临严重、强烈的内部压力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因此，该国面临的挑战非但没有得到遏制，现在似乎还在扩大。”